真正的救赎在于找回一种可能的“主体体验”，获得生活结构当中的一些“易感”。
在当下，算法不但是代码衍生而成的中性工具，更成为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交往方式——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被算法的痕迹覆盖。我们将生活中很多琐事都委托给它：吃什么、去哪玩，手机App能提供各种选项；根据你的消费需求，App会依据大数据记录为你推荐最优选项；通勤路上我们获取到的世界各地信息，都由算法精心抓取，筛选奉上。
我们一面担忧被信息茧房所困，一面回避现实中的困境，沉溺于算法迎合我们而制造的幻境。甚至，有些人会觉得社交媒体上的声音和现象，比脚下的真实世界更有连接感，更能在叩问之后得到回响。
面对算法丛林的合围，简单的“弃用手机”或“回归山林”等数字断食的方式显然不现实。或许可以试着找寻一种“反算法”的哲学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微小而真实的活动，让自我的生命体验得以丰富。
这种“反”并不一定是单纯的反抗，更多是对技术无边时代的反思。如同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在技术腾飞的当前，慢下来，先观察，保持反思，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王小伟认为技术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王小伟在《日常的深处》一书中谈到这样的观点：人生不需要意义，需要的可能是刻画，刻画我们在生活结构中的感受力。他援引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的观点，家庭聚餐具有重要存在论意义，这将成为“焦点事物”。“天天叫外卖的两口子是最容易散伙的。生活需要细节的刻画，而不是罗列几条梗概。像是30岁之前生子、40岁之前买房、50岁之前高升之类的愿望清单一般带来的是痛苦和失望。人所感觉到的幸福，通常是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中酝酿起来的。”
对于年轻人常说的“佛系”和“低欲望”状态，王小伟觉得这更多是一种持久的倦怠，而不是年轻人欲望消退的表现。相反，正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自己被裹挟进庞大的绩效机器，一直被动地、机械地参与之后，才会感觉生命体验变得单薄，越发有了这种痛苦和生命的空耗感。当退守到自己可以充分掌控的生活空间里，找一些具体的，能充分做主、建构自我叙事的日常，年轻人的欲望和生命力才得以实现和扩张。
面对便利至上的时代趋势，尼克·波斯特洛姆在《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中提到了人凭理性出发的保守主义，认可“给世界留下适度阻力”的观点。王小伟同样认为，真实世界中提供“阻力感”的东西，能够帮人类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我们会完全悬浮在数字化的线上世界中。
他不认为世界只是纯粹消费和体验的对象，世界可以是一个交往对象，交往就是有推拉和阻力的，有争吵和不和谐的音符，如果人们只是天天用手指滑动世界，就能得到一个光滑的、适口的、纯糖的消费品，那人们就容易活在一种无根的悬浮状态里。
这几个月，王小伟刚刚完成一本新书。与旧作《日常的深处》重新审视“低技术”物品不同的是，这本新书更像技术哲学层面的反思，关注的是“高技术”时代中人的处境，包括情感、工作、情绪和死亡四个维度。他受科技史学者白馥兰的启发，更关注生活当中看似普通的技术，比如穿衣、饮食、电视、印刷等。他发现“低技术”更民主和平均；相比之下，当下“高技术”带来的利益不均等，对人形成全方位的包裹和监控，人的权力感也因为身处系统环境而逐渐丧失。
身处算法围剿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最小限度逃离算法的生活方式。对王小伟而言，他的“反算法”方式很具体，除了写作之外，他卸载了短视频App，接送孩子，逛菜市场，周末与家人一同逛公园，养鱼、养鸟……这些生活细节叠加，让他自然而然地学会不再判断生命的用途，而是欣赏生命本身，有了回到日常深处的生命体验。
被算法过早锚定，人会变得高度贫困
《新周刊》：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算法除了是代码和公式，是否还演变成一种当代人的“世界观”？当我们将生活的一切都委托给算法时，我们实际上交出了什么？
王小伟：就像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说，人没有本质，是自我发明的。但如果被算法过早锚定，人会变得高度贫困，没有丰富性可言。如果人存在的方式就是把吃什么、怎么学习以及所有喜好都交给算法来执行，实际上是人把判断的主权（个人主权,individual sovereignty）在相当程度上让渡给了算法。这可能会让我们的判断性主权流失，越来越被算法所锚定；我们将无法有更开放的自我，人的喜好和人格向度也会被算法强迫式地固定和加强。
《新周刊》：如今不可避免地被信息茧房所困的年轻人，会觉得“社交媒体里的现实”比脚下的世界更真实。这种主次的颠倒对我们的感知系统意味着什么？
王小伟：我听一些做技术的朋友说，所谓的“信息茧房”从来不存在，人本身生活在世界上就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屏蔽掉不喜欢的东西，或将它背景化。但我还是认同有信息茧房，因为线下世界并不是我们能完全支配的，是你与他人、物理环境的共构。很多偶然或者他人的行动、环境的变动会带来随机性，我们需要跟随机性打交道，由不得个人喜好。而网络数字环境完全受个人注意力的算法调配，偶然性极低，因此更容易形成闭塞的认知结构。
《新周刊》：社交媒体承诺“连接世界”，却也许会让人们陷入现实中“反社交”的孤独。为什么你认为真正的连接不是通过“颗粒度匹配”，而是通过物理社群中直接关联的利益、义务和彼此的亏欠建立的？
王小伟：我认为决定连接的稳定度和持久度的，实际上是它的厚度。具有厚度的连接，有着比较复杂的结构，而不是纯粹因为偏好建立起来的。比如我喜欢LABUBU，你也喜欢LABUBU，那我们就是好朋友。可以想见，这种关系往往更多带上了自我的投射或对回声的期待。但有一种可能的连接，是一开始互相瞧不上对方，甚至有误解，产生了一些摩擦，不打不相识，然后进一步了解对方，一同去做一件事情，彼此被责任和义务绑定。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结构更复杂，更具厚度和真实感。
在网络社交主导的时代，公园相亲角依然是很多人“脱单”的线下平台。(图/Zhong)
《新周刊》：借用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持存化”的概念，如果世界作为一种资源库，算法是否正将人简化为“劳动力输出单元”或“标准件”？当我们的偏好被固化为可计算的“数据实体”时，人的尊严和内在价值是如何被消解的？
王小伟：实际上海德格尔非常担心，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无边统治的社会，即技术在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上具有全方面支配的地位。即便人下班以后，生活也是被技术支配的，整个人本身已经被当成了巨大的机器系统上的螺丝，被打磨成一个样子，消除了个性，可以被任意摆弄、取舍，是高度可替换的资源或物件。
为什么大家会很向往体制内？我认为本质上是因为其包含了一种非技术的、非效率至上的逻辑，为年长者提供了某种不可取代的稳定感。它或许在效率配置上不是最高效的，也存在不少问题，但起码还保留了一些非技术性的参考标准。在体制外，当技术逻辑无边统治时，年龄大是一个缺点，因为你的工作随时可能被更年轻的人取代；而在体制内，工龄和年龄可以沉淀下来作为资源，列入评价标准，并不是纯粹考量技术效率。
真正的救赎在于找回“主体体验”
《新周刊》：今天，脑机接口等技术试图在人脑中模拟愉悦和痛苦，你为什么坚持认为机器无法取代人在欣赏樱花凋零时那种“第一人称”的内在体验？
王小伟：我觉得这种体验不会被取代，也不愿意接受人的感受性完全被取代。现代人的痛苦源于生命体验被“打薄”，成了系统的被动参与者，长期以来会变得非常倦怠。如果向世界追问人生的意义，世界是叩而不应的。真正的救赎在于找回“主体体验”，获得一些生活结构当中的“易感”，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找到一个让自己生命力得以最小限度保全的微小活动——逛公园五分钟，种一盆薄荷，给自己喜欢的人做一顿饭，凝望自己的父母，等等。
《新周刊》：你在《日常的深处》中也提及“反算法”的实践，对传统“物”的重新审视。找回那些需要亲手打理、具有“物理阻力”的事物，其哲学意义何在？
王小伟：我认为世界不是一个纯粹体验和消费的对象，而是一个交往对象。就像人与人交往一样，我不会把它视为工具。交往是有推拉和阻力，有争吵和不和谐的。我们透过感官去感知和交往，能持续感觉到距离、温度、湿度和阻力感，以此找到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平衡状态的校准点。举个例子，一个人如果天天点外卖习惯了，可能会对做一顿饭要花一个小时这件事难以忍受。但对于没叫过外卖的人来说，这一个小时的做饭时间，和家人聊聊天，分工买菜、择菜、洗菜、摆桌子、摆凳子，吃完然后刷盘子——他没觉得是消耗时间，也不觉得不可忍受。这就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每个人在里面都是有角色的。所以我在书里也写，天天叫外卖的两口子是容易散伙的，因为真实的生活是高度人际性的生活，是能够充实生命力的生活。
《新周刊》：你曾观察到当下年轻人“糖化”的现象，算法尤其是短视频的个性化推荐，就是在迎合用户需求，制造这种幻境。这似乎是试图回避痛苦的时代，我们应如何建立一种全然接纳的生活态度，接纳必然到来的痛苦，拥抱一种旺盛的生命力？
王小伟：我经常在网上帖子的评论区看到有人说人类社会实在糟糕。我们会把这种质疑叫作“叶文洁之问”，即世界太糟糕了，最好毁灭。我们能从社交媒体上看到各种关于人性堕落的新闻事件，但如果从宏观统计意义上看，当下人类社会的凶杀率、家暴率，虽然不同地区不一样，但整体上社会是趋于温和和安全的。
但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人性越来越堕落？或许因为我们对人性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了。举个例子，我们认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人，他应该一生只爱一个人，结婚了，生了孩子，一辈子要照顾好妻子和孩子，给老人养老送终。他把所有事情完成之后，自己安静地死去。但这个标准，有几个人可以做到？一个深度技术化的系统，要求所有的东西足够安全，一切事情都要可预测，一切失控或随机的东西都要从系统当中剔除。这会导致一个后果，对确定性的要求太高，会使得人性容易被判定为“破产”，人性的复杂变得令人难以承受。如果需要追求这种绝对的安全和透明，人偿付的代价是非常隐蔽、幽微的。
《新周刊》：对于被算法节奏拖着走的年轻人，有哪些微小的、身体性的实践能帮助我们重新回到日常深处，活出自己的主体感？
王小伟：我很难有一般性的建议，对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已经将短视频App全卸载了，社交媒体软件也留得很少——虽然这是一种逃避行为。我觉得可以再寻找一些替代性的方案，比如尽量少碰手机。对我来说，接送孩子是非常好的疗愈方式，还有周末与家人逛公园。我养了一缸鱼，最近家里又养了一只小鸟，当家里充满了可以线下做的事，自然就减少了沉迷于线上的时间。这是我自己的对抗方式，目前看来还挺有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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